繪葉書與桃子園的海:關於「三川州」許聖泓個展
文:陳寬育
從祖母老家(左營桃子園)後院的一顆龍眼樹出發,許聖泓在新系列創作中展開從個人記憶、家族史與地方空間組構成的殖民地台灣的歷史印痕追溯。此次展出的兩組作品,交織著個人記憶與台灣歷史,以故事/文件的敘述模式,透過歷史文件(地圖)輸出、對歷史圖像的臨摹,以文件史料、攝影紀錄行動、情感轉化後的繪畫創作,發展成為對台灣歷史,以及深受影響的個人成長歷程的藝術探索行動。
推開鮮為人知的祕密通道鐵門,那是一條通往海邊的闊葉林小徑,這道連接著柴山山系的海岸線,從日治時期至今一直屬於軍事禁制區(除了後來部分開放休閒用途的登山步道);而這條部署了軍港、陸戰隊訓練基地(桃子園)、彈藥庫和雷達站的左營—柴山海岸線,也讓世居左營的人們成了台灣唯一靠海卻難以親近家鄉海岸的特殊族群。這個自日治時期延續到國民政府的對海岸的禁制,其實仍有鮮為人知的「破口」,許聖泓便是從這裡進入桃子園海岸,深刻地凝視了這片屬於家鄉卻極為陌生的、被禁制的海。
特別的是,作品對這片海的凝視並不是對海平面的全景觀看視野,而是相對微觀、近距離地觀察海面的波紋、碎浪、泡沫等狀態;那些無限變化卻稍縱即逝的海浪樣貌在攝影中停格,卻又在後來的繪製過程中重新組裝那些穿越祕徑的身體經驗和長時間觀海的時空感受。然而,重點卻不在於那不可能重現的海浪動態的連綿時間感,而是在顯得蒼茫的無限變化中,以帶著眩暈的定格和抽象化的繪畫手法賦予對於海洋的情感反思;這系列作品,也許是對屬於海島生活經驗片段的再組合,但更重要的意義卻是補足了與海相伴的生命經驗裡,終究缺乏與海洋連繫的那段缺口。
這種關於和海洋深刻連繫的島嶼命運之深省,也開展了接下來的「繪葉書」系列。許聖泓將目光投注到日治時期在台灣發行的繪葉書(即明信片),主題鎖定國家公園、風景名勝等具象徵意義的著名公共空間,這些包含了新高山系、次高山系、國家公園與著名風景等的繪葉書圖像,是由當時許多知名與不知名藝術家採取寫生手法繪製,經大量印刷後發行流通。事實上,當時這些具代表性的風景圖像也是構成殖民者對於南國台灣總體風土印象的一環。
儘管「繪葉書」系列是對日治時期繪葉書的再描繪,但並非單純的模仿。許聖泓蒐集了繪葉書的圖像史料後,將每張的主要色調參照色票,主觀地以類似色階重新繪製。相較於原始繪葉書的細節和顏色,「繪葉書」系列在重新描繪的過程中被轉化,並試圖賦予更多層次的意義;一方面,「繪葉書」系列試著突顯繪畫媒材的顏料、肌理、筆觸等特性,另一方面也透過這樣的手法彰顯重繪做為一場反思行動的詮釋性意義。更仔細地說,這些日治時期繪葉書中的圖像對許聖泓而言都是想像的地景,也是投射的空間,不但並未親臨,事實上也早已不可能重返那樣的時空;同時,這般透過繪畫展開記憶與歷史回溯的努力,是否僅能在繪畫媒材那快速、淋漓的筆觸、重新設計的色調,以及帶有反光效果的珠光顏料之中掙扎?
若進一步來看,許聖泓的「海景」與「繪葉書」系列隱約纏繞著幾個議題,先是身體(與攝影機具)對當代禁制空間(海軍管制區)的穿透,以及對消失的舊禁制空間的想像性考古(日治時期軍港)、並透過做為歷史文件的繪葉書探討觀光景點的殖民凝視與公共空間現代性部署的意義,而最後則在歷史文本處理歷史與再現的藝術行動中,試著耙梳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的破碎面貌。
由此觀之,「海景」系列是從繪畫與攝影兩種記憶模式所開展的身體行動,而「繪葉書」系列則是在歷史與記憶的媒介框架,在日本帝國的大型現代性方案與殖民者的凝視之眼中,納入屬於自己的情感記憶與歷史認知,藉以鋪陳那些雜揉著屬於家族的、自身的、這座島嶼上生活的人們的故事。
回到前述的提問,「繪葉書」系列與日治時期繪葉書圖像的互文關係並未停留在純粹的模仿,也就是說,透過前述的色票、顏料、技法與情感轉換方式,無論從新高山到高雄州、或是次高山到今已消失的高砂公園,「繪葉書」系列對於歷史文件的態度具有強烈主體性詮釋的意圖。這些早已改變或不存在的場景,今日只能透過如同一扇小窗的繪葉書面目模糊地想像著,而那些想像的過程就如同「繪葉書」系列中的那些刮擦掙扎的筆觸、也在許聖泓慣用的珠光顏料中顯得泛黃且反光成色塊的繪畫語彙效果中,幻變成在凝視中呈顯拒絕被凝視的自我背反的意象。
儘管藝術家也很清楚在這段長達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中,不同年代在殖民政策轉變下的差異,以及殖民後段戰爭時期建設型態的轉變,尤其是桃子園地區在1935年台灣博覽會後因應太平洋戰爭而改建成軍港。這些日治時期的台灣歷史事實在「繪葉書」系列這裡暫時被視為一整段歷史時期;最重要的是,被理解為一段命運。許聖泓從桃子園祖母老家的龍眼樹,推開象徵禁制的鐵門前往凝望今日桃子園的海,並在「繪葉書」系列中回眸了那段台灣的命運,作品訴說了這片土地的歷史,不同生命與山海的連繫,以及形塑今日島嶼樣貌的那些觀看、禁止、建設與毀壞的歷史;而這個龐大的主體行動的創作實踐計畫,追尋仍在持續。